郭沫若在1925年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拜访孔子，交谈中，孔子发现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与自己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也发现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孔子“完全相同”；最后，马克思慨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个老同志！”这虽然是一篇传奇小说，但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的地方，不仅在治国理念上如此，在大学理想上也是如此。
一、大学的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培养上提出了全面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是按照这一理论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方针。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规定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方针曾先后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总的方向是：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83年9月，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十八大提出党的最新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由此可以看出，党在制定人的培养目标时，有两点始终未变，一是把“德育”始终放在培养人的首位，视德育为培养目标的根本；二是坚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我们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强调人的培养目标的。孔子提出人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型人格。何为君子型人格？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质朴，本色的东西。文是纹路、文化，后天培养、人为的结果。野是粗鲁，史是书呆子。彬彬是黑白相间。君子，就是质和文搭配得当，既不显得过于书生气，也不因缺失文化而显得粗鲁。这是从文和质两个方面对“君子型人格”做出了规定。孔子还在不同场合对“君子型人格”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惠敏”等，强调个体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在孔子看来，“君子型人格”的形成，必须坚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培养目标，必须经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培育过程，但德性的塑造始终是关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有人格健全、品性端正的人，才能够成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完人。这种完人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全面发展的人。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培养目标与孔子传统文化的论述如出一辙，都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终极目标。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也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这种“通识教育”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型人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对大学教师的职责有共性的规定。《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教师的教化作用。同时，认为教师的职责不外乎“传道授业解惑”。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指出任何专业的教师其最重要的职能是塑造人的灵魂，然后才是传授专业知识。但是，在我国当下高等教育的现实中，事情却走向两个极端，有了专门的思政课教师，而专业课教师不再承担育人的职责。即便是思政课教师，也走向了仅仅传授知识的窠臼，未能发挥好育人的作用。这是当下大学面临的难题，也是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学要明确培养人的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的提升等终极关怀的问题。如果大学一旦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到具体的专业化人才培养的时候，就失去了大学理想，将自身降格为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方面，要明确提出大学教师的职责。大学教师最根本的职责就是育人，育人是目的，专业教育是手段，任何专业教育都要围绕育人这一目标展开。简言之，大学只有一个培养目标，那就是育人，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就是这一个。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大学所有的教师都是德育教师，都要把育人工作放在首位，专业只是为“育人”这个核心而服务的。譬如一棵大树，德育是树根，专业是树枝，只有把树根培育好了，树枝自在其中。即人培养好了人才自在其中，专业自在其中，就业自在其中。哲学和思政课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大学生探求真理，追寻人类的终极问题，同时要做好对一般教师的德育培训工作。
二、大学生的学习观
大学关于人的培养目标明确以后，大学生学习观的树立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观是实践的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执政中始终遵循了这一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文化是践履之学，强调学以致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之践履之学究竟如何？《论语》开篇就表明了孔子的学习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现在的中学课本错误地解释了这句话，说复习和温习老师讲过的课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普遍反映这种学习方法并不快乐。实际上，孔子讲学习的同时要进行实践，“习”在这里当“实践”、“体会”讲，而不能当复习、温习讲。只有在实践中验证、体会到所学理论之奥妙和正确的时候，才会“不亦乐乎”。当下，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学习观出了很大的偏差，就是把“学”和“习”割裂开了，甚至在很多教育活动中只有“学”而没有“习”，学习活动变成了纯粹传授知识的过程，而非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学习的本质是快乐，这种学习的快乐从何而来？只有从实践中来。一种学习活动一旦缺失了“习”即实践的环节，学生不仅得不到快乐，也得不到真知。现在一些人以为在大学里学习了多年，掌握了很多知识，但这种知识在未经过实践检验前，依然不能算真的知识。因此，表面上很有知识了，但还是个无知之人。
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学”与“习”结合，其实质是知行合一。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在孔子学习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习理念，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本来是一件事，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理念要求人们将做人和做事当成一件事，而不要当成两件事。现在的教授学者大都把做学问和做人当成两件事来干，授课、搞科研是一回事，做人是另一回事，培养出的学生也将学习文化知识与做人分割开来。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学习观出了问题，教育理念出了问题，把“学”与“习”割裂开来、把“知”与“行”割裂开来。更有甚者，只有“学”而没有“习”，只有“知”而没有“行”，这是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令人担忧。
现代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服务社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把“实践性”作为学习的重要特征，这与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也是高度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的教育活动中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通过“知行合一”理念的塑造，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高度统一起来。
三、大学的本质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要求大学要把培养人作为其精神和理想，是毫不含糊的。现在的一些大学把人作为工具、作为手段培养，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文化，有其独到的见解。《论语》有这样的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一个地方的人感叹，说孔子太伟大了，如此博学多识，但不是为了在某一个方面出名，这样的人真是太难得了。当下的人却不是这样，仅仅在很狭小的一个领域有点见解，就以为很了不起，动辄著书立说、发表言论，这与孔子的精神境界相差万里。对于孔子的博学，孔子自己说出了根本原因之所在，子曰：“吾不试，故艺。”孔子说他的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谋职，他只是为了兴趣而学习的。孔子的这种精神，其实质就是大学的精神，即大学是一座精神城堡，而非职业培训所；大学是为培养人的，而非培养人才的。这种精神理念与十七世纪德国洪堡大学的理想是一致的，大学是为培养精神贵族而设立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的本质是快乐、是兴趣，这与现代大学精神毫无二致，科学的研究源于兴趣和爱好，而非功利。一个大学如果为功利而设立，那它没有存在的理由。
孔子培育人不是为功利的。一个学生跟孔子学习了三年，孔子要他离开自己去做官，这个学生回答到，我是为兴趣而学习的，不是为了做官。为此孔子很感叹，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他的另一个叫子张的学生问“干禄”，就是求职的问题。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就是说，把学问做好了，就业和饭碗的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的大学生一入校就开始考虑就业的问题，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看重了枝叶而忘了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己立人”、“内圣外王”，就是把人的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把人自身的品质、做人等问题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吃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进而为社会做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等问题也就解决了。
一句话，大学的本质是为了人，为了人类的福祉。除却了人这个根本目的，便没有大学的精神和理想。
四、关于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复兴民族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恢复昔日的荣光，而是要让曾经饱受列强欺侮、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梦想，孔子当年已经提出来了。孔子的教育活动突出实践性特征，经常会有一些生动精彩的片段。一次，孔子和学生讨论理想问题，孔子让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理想吧。子路率先道：“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意思是，但愿拥有宝马香车、高档的貂皮大衣和自己的朋友共同享受，即使消费完了也没什么遗憾。颜渊道：“愿无伐善，无施劳。”意思是做了善事不张扬、不夸耀，承担劳苦也不拒绝、不推给别人。等同学们说完了各自的理想，子路赶紧追问一句：“希望听一听老师的理想。”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理想显然高出了学生的理想，孔子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朋友间相互信任，少年人怀抱理想的美好社会。
孔子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他的这一理想。在《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里，当听了曾晳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之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我们看出孔子的理想不同于子路“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也不同于冉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更不同于公西华“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那么，孔子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从曾晳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所谓的理想，乃是使所有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话说，和谐地相处，幸福地生活。动辄还能够到旅游胜地观光、游泳、跳舞，然后唱着歌凯旋而归。这种理想看起来似乎简单，其实标准很高，那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对孔子对大同理想的总的概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所谓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完全一样。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追寻和探索现代大学的理想信念，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课堂。